任正非领导着当前中国最大最具竞争力的民营企业。一百五十年前的曾国藩领导着当时中国最强大的武装力量湘军。任正非和曾国藩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惊人相似。
一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,用爱国主义激励员工。
有精神信仰的组织更有力量,不管是企业还是军队。任正非创办的公司叫“华为”,寓意着“中华有为”。在华为成立之初,任正非坚持要自己研发自己的通信产品JK1000,遇到各种困难。有人建议暂停生产,还是像早期那样专注销售,起码能保证温饱,不至于活得那么辛苦。这个建议遭到了任正非的严词拒绝,他觉得如果放弃追逐世界一流技术产品,只满足于生产普通的通信产品,那么华为永远会被人牵着鼻子走,永远也不会实现“中华有为”的大目标。“我们现在是一个中国公司,我们肯定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,我们肯定是热爱自己祖国的。”
曾国藩成立湘军出征之前,写了一篇讨伐太平天国的《讨粤匪檄》,认为太平天国的神权政治不仅是对大清朝的挑战,而且是对几千年来华夏文明的挑战,对孔孟之道的儒家文化的挑战,只要读书识字的人都不能袖手旁观。
“士不能诵孔子之经,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、《新约》之书,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、诗书典则,一旦扫地荡尽。此岂独我大清之变,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,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,凡读书识字者,又乌可袖手安坐,不思一为也。”
以卫道、爱国主义的精神来激励读书人、士兵,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社会支持,在精神上团结士兵,队伍更加有凝聚力。湘军,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读书人带兵的队伍,具有很高的政治觉悟。事实上,湘军的战斗力的确大大超过太平军,常常以一当十。
二、崇尚集体主义,利益共享。
任正非则是一个推崇集体主义的人,非常注重团队的力量。华为的企业文化是“狼文化”。狼是积极进取的,更是结群的,不是孤独。业界人士常这样说,如果你看见成群结队的人出现,肯定是华为的人;如果是单枪匹马,则肯定是中兴的人。在市场竞争中,华为在与其他企业抢夺市场上常常占据上风,表现得更主动,这让对手总是有苦难言。
华为内部建立了广泛的利益分享机制。创始人任正非只留了1.01%股份,其余全部分享给了员工;坚持永远以客户为中心,艰苦奋斗,坚持利益分享机制,以推动华为持续成长。在外部,华为也愿意和伙伴们分享。从2011年起,在行业范围内常常展开专利交叉许可谈判。依托数目庞大的专利,华为建立了更广泛的“统一战线”,与数十家业界公司签署了相关的专利许可协议。
曾国藩在创立湘军之初,感到绿营兵的最大问题是败不相救,致力于打造“呼吸相顾,痛痒相关,赴火同行,蹈汤同往,胜则举杯酒以让功,败则出力以相救”的湘军。
在钱、权、名三大利益方面,曾国藩都尽量和下属分享。许多秀才、农民无法走通科举之路,通过参加湘军打开了另一条晋升之路。比如杨载福本来是一个普通士兵,在湘军不断提拔,最后做到陕甘总督,也就是省委书记的级别。每打一次胜仗,曾国藩就会有一个长长的保举名单发给皇帝,给有功之人提拔到相应的级别,不管有没有实际的岗位。古代人特别重视级别,就像现代人一样,没有实际岗位,做个政协委员也光荣嘛。在给鲍超的信中曾国藩强调,凡涉及到利益和名声,一定要注意与人分享。“凡利之所在,当与人共分之;名之所在,当与人共享之。”
三、给下属高工资 。
任正非很注重对员工的激励,予以员工高工资和股权激励。华为将每年所赚取的大部分净利润分给员工。2010年,华为净利润238亿元,虚拟股票每股分红2.98元。一名在华为工作10年的资深主管的配股可达40万股,股权红利约120万元。如今华为员工的平均工资是年薪50万以上。任正非认为钱给多了,人才就有了。他说:“想要手下有狼性,首先得给他们吃肉。”
湘军正常士兵的月饷比清朝正规军至少高出一倍。一名普通湘军士兵月薪6两银子。而在绿营里,一名普通士兵每个月2两银子。到了营官这个级别,月薪50两银子,再各种补贴,一个月能拿200两银子,一年也就是2400两白花银。这相当于五品知府的工资。
四、打硬仗,不取巧。
在这个大谈商业模式创新的赚快钱的浮躁年代,华为拒绝走捷径,坚持集中精力把研发和产品做到极致。不投机取巧,也不追求当期利润最大化,而是投入销售额的10%搞研发,看长远效果。到目前为止(2018年),华为累计投入了超过2400亿元进行研发创新,17万员工中研发人员占比高达45%。在房地产的火热时期,华为抵制诱惑,坚持不做房地产。
曾国藩的湘军坚持结硬寨,打呆仗,稳扎稳打,步步推进,最后拿下南京。曾国藩明确谈到,天道忌巧,主张在平淡无奇处用力。他认为军事是非常质朴实在的事,强调练好点名、站岗、操练三项基本功。他还非常细致地规定了壕沟挖六尺深,防御墙要八尺高。正是因为湘军的防御体系特别扎实,所以后期在南京雨花台大战,2万湘军硬是扛住了20万太平军的进攻。曾国藩湘军没有什么奇谋怪招,和《孙子兵法》的兵贵神速原则完全相反,倒是太平军经常用声东击西的战术。龟兔赛跑的结果,居然是乌龟赢了。
五、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,危机意识强。
当有人问任正非为什么总是不接受采访时,他说:“我们有什么值得见媒体的?我们天天与客户直接沟通,客户可以多批评我们,我们多改进就好了。对媒体来说,我们不能永远都好呀!不能在有点好的时候就吹牛。”正是有这种谨慎的考虑,华为几乎不会成为媒体刻意制造或无意捕捉的焦点。
华为的利润逐年上涨,面对一片大好形势,任正非却有着深深的担忧。他在《华为的冬天》里面写道:“现在是春天吧,但冬天已经不远了。我们还太嫩,我们公司经过十年的顺利发展没有经历过挫折,不经过挫折,就不知道如何走向正确道路。” “泰坦尼克号也是在一片欢呼声中出的海......我们好多员工盲目自豪,盲目乐观,如果想过的人太少,也许就快来临了。居安思危,不是危言耸听。”
曾国藩在道光年间升官速度非常快。他给家里写信,经常说自己日夜诚惶诚恐,自我反省,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;希望家人匡正他的过失,时时寄信来指出他的不足;要求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,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当官就敢欺负别人。曾国藩被任命为两江总督以后,给兄弟写信,谈到谦虚谨慎,唯恐遭人嫉妒而身败名裂。曾国藩写过这样一副对联:“战战兢兢,即生时不忘地狱;坦坦荡荡,虽逆境亦畅天怀。”功高震主,又功臣身退,曾国藩的忧患意识起到决定性作用。
六、四十多岁创业,生活俭朴。
任正非1944年10月25日出生于贵州省镇宁县,1987年创立华为。创业那年任正非43岁。任正非在公司没有专车、没有保镖、也没有私人飞机和游艇。他经常自己打的、坐经济舱、乘摆渡车、到职工食堂吃饭。俭朴是内化到他骨子里的一种习惯。有一天,任正非打车的照片成了新闻。华为高管余承东在微博上说:“过去二十年,任总一个人打出租车常事了。昨天早晨我在酒店等他就是打出租车来的。他把自己的股票分给员工了之后,又没有上市,不是大富翁,就无需保镖了呵。”
曾国藩出生于1811年,42岁开始办团练,创立湘军。咸丰十年,曾国藩出任两江总督,年薪约十万多两银子,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。但是曾国藩的生活非常简朴。同治二年,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,这个外国人惊讶地发现“穿着陈旧,衣服打皱,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”。曾国藩要求家人,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,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,都要亲力亲为:“早饭后,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,食事。巳午刻,纺花或绩麻,衣事。中饭后,做针黹刺绣之类,细工。酉刻,做男鞋女鞋或缝衣,粗工。”
七、爱写文章,满脸忧虑状,都想过自杀。
两人都爱写文章,任正非在内部多次写文章表达自己的想法。其中《一江春水向东流》、《华为的冬天》、《华为的红旗能打多久》、《活下去是企业的硬道理》等在华为内部广为流传。曾国藩的日记、家书、奏折等近1500封,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,大到进德修业和国计民生。
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忧虑,相貌神似,创业早期甚至都想到过自杀。早期的华为不但要研发出属于中国自有的程控交换机,还要实现这种先进产品的局用化。为此,任正非放出狠话:“研发成功,我们都有发展;研发失败,我只有从楼上跳出去。”
曾国藩在和太平军交战的十年中,数次身陷绝境。第一次是靖港兵败,曾国藩亲率水陆两军,大张旗鼓,却遭遇兵败。曾国藩羞愤交加,从座船上一头扎进水中,幸亏被部下救起。第二次是湖口惨败,也准备自杀。
除了以上七大相似之处,他们还有很多相似的地方,比如都有亲人在组织担任要职,对叛徒的态度都是先严打后宽容。尤其是前六大相似都是比较本质的,后面的相似处莫非是冥冥之中跨越时空的巧合?